2024-09-28 复合袋类
中国的传统农业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明不仅延续数千年不断，且一直是生态环境友好、有机和可持续发展的。然而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工业化、全球化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制度性改造，并由此带来了“制度-技术”路径依赖的生物化、化学化和机械化的产业化发展，导致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危机。因此，对中国农业做可持续发展回归，是在当代生态文明战略转型语境下的题中之义和体现绿色生产方式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
注：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著作《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整理，未经温老师本人审阅。诚邀您关注并共同思考。
中国传统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中国古代先民开始驯化野生蚕和种植野生稻。而正是长期以来短缺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乡土中国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使得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积累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延续几千年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耕作体系：一是深耕翻土、掌握农时，对病虫害进行生物和物理防治；二是因地制宜，按照生物节律安排生产，合理选择农作物种类；三是采用套种、轮作、混作等耕作制度合理规划利用有限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量，同时合理规划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四是循环利用各种物质资源，利用人畜粪便堆肥还田，驯化和利用豆科作物保持土壤肥力。
我国有机农业的行业标准是：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饲料满足畜禽营养需要的养殖业，不可以使用转基因种子等。简言之，只要做到“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六大农业技术，就能达到国内外有机农业的行业标准。
一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耕作栽培技术能对病虫害进行相对有效的物理防治，完全不使用农药。二是中国传统农业很注重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利用有限的土地、光、热、水等资源，合理进行作物和产业布局，实现自然资源合理规划利用的同时维护生态平衡。三是中国传统农业坚持用地养地，物质循环利用，坚持合理的耕作制度，在保持土壤持续肥力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909年，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局长、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富兰克林·H.金携家人远赴重洋游历中国、日本和朝鲜，考察东亚三国的古老农耕体系。他高度赞誉在长期人口资源压力下形成的中国农耕体系，持续几千年的演化，却仍能保持土壤的持续肥力，产出足够的食物，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
根据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中的记载，“在山东省，我们跟一位来自拥有12口人的家庭的农夫交谈，了解到他在种有小麦、谷子、红薯和豆类的2.5英亩 (1英亩≈4046.86平方米)的耕地上喂有1头驴、1头母牛，这都是当地特有的农耕牲畜，另外还喂有两头猪。这样的群体密度相当于每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2.59平方公里)3072个人、256 头驴，256头牛和512头猪。
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来自拥有10口人的家庭的农夫在不到2/3英亩的土地上喂有1头驴、1头猪。据此，这一农用土地的供养能力为每平方英里3840人、384头驴、384头猪，或者说一个40英亩的农场供养240个人、24头驴和24头猪。我们考察了7个中国农民家庭，并且获取他们的数据，数据表明这些土地的平均供养能力为每平方英里的农用土地供养1783个人、212头牛或驴、399头猪--1995个消费者和399头用于转换粗粮的动物。在1900年，以改良的农用土地为基准，美国的农村群体密度是每平方英里可供养61个人、30匹马和骡子。在1907年，日本的农村群体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922个人、125匹马和牛。”
据此可知，20世纪初，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平均土地供养能力远超于美国规模化、机械化的大农场农业的土地供养能力。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戴维·R·蒙哥马利教授综合世界各地的研究结果后认为，有机农业更具有优势，比如根据英国洛桑试验站的一项延续150年、以堆肥为主的有机农业与化肥为主的惯性农业的比较研究发现，两者的收获量基本上没有区别，而有机农业在维持地力方面更具有优势。
著名的植物学家、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教授租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的低产田(曾是建筑垃圾的堆放地，土层只有20厘米，下面是碎石)为试验地，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靠农家肥提高土壤有机质来获得高产。
开始实验的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才收1000来斤/亩(1斤=0.5公斤，1亩≈667平方米)，第二年也如此。到了2011年，小麦亩产900斤，玉米亩产1100斤，比周围农田亩产多一倍。这个在地化的科学实验有力地证明了：有机种植可以使低产田变成高产的“吨粮田”，有机农业能轻松实现粮食的成倍增加。
事实上，中国传统农业有力地回击了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化石油化农业拥护者“不用农药，农业就会减产，成本就会上升，世界上那么多人口又该怎么养活？除了使用农药，我们别无选择！”的无稽荒谬之论。
中国传统农业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因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对高质量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使得家庭总人口数量增加，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投入农业劳动力的增加，使得单位土地面积可承载供养的人数增加，使得传统农业的劳动力密集化具有一种自我强化趋势，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称之为“农业过密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发达，农村家庭劳动力还能够最终靠家庭手工业从市场上获取更多的非农收入，因此劳动力数量成为农户财富增加的大多数来自，这也使得劳动力不计成本地投入成为“农户理性”的核心机制。
中国传统农业小农村社的“农户理性”在于农户家庭资源有限，不可能被个体化、排他性地占有，而使得家庭不可聘用或解聘共同生活的亲属，遂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共有基础上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经济机制—以家庭为维持生存而共有的土地作为无风险资产，利用有限资源多样化、兼业化经营来弱化外部风险；共同生活的亲属为了家庭综合收益和整体福利最大化而不计个体收益和个体福利地进行劳动力组合投入，以促进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家庭积累。
因此，家庭人口若增加了男性，即意味着在未来可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相对低风险的、稳定的收益的预期；如果增加了女性，则意味着她们能够在农闲时期参与到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养殖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流通等工作中，换取短期收入以补贴家用。这种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的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农业的“农户理性”不仅能长久维持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不计代价地投入劳动力，更能使农户家庭将外部风险内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村社理性”是指以乡土社会中的村社地缘关系为产权边界，存在着农户成员权在村社共同体的集合代理，据此而形成的是户村两级地权结构，是一种内部非排他性的、体现社区成员权的农村产权。“村社理性”使得聚落而居的乡土社会内涵具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特性。
中国传统农业小农村社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特性，使得很多农村在早期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避免农业衰败，维持农业可持续。
综上所述，中国小农社会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通过的外部性问题转变为家庭成村社内部的非交易关系，从而维持中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性。
如果从西方经济理论看，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农业有着非常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正外部性”，另一方面并不能体现“个体理性”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这被认为是中国一直处在稳态社会、不能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内因。
而当代中国依据这个理论提出的“效率优先”的发展主义政策被套用到农业经济上，就只能是以西方现代化方式改造传统农业。诚然，按照这一个理论给定的逻辑，则此类改造也具有双重性：只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推进农业资本深化，也就同时必然会向生态和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负外部性”。
在考察制度变迁中“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的分配”时，我们得知：“借由一定的制度安排，某些主体可能更多地占有制度变迁的收益，其他主体却更多承担了制度变迁的成本。”近现代以来，中国发展过程中因国内、国外危机压力导致的制度变迁及其形成的路径依赖所产生的成本都向中国农村进行转嫁，影响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旧中国的土地制度以私田和公田并存的“两田制”与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为主要制度形式。在人口膨胀而土地资源不可再生的制约下，在高地租的压力下，即使土地所有权存在向地主的“私有制”集中的可能性，但其使用权只能自然而然地向富农、中农等最大有可能产生“剩余”的自耕农集中。于是，土地使用权基本呈“正态分布”。这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得以表现出“稳态结构”的内在机制。
后来，随着旧中国工业化进程拉动了农业的商品化，使剥削率远高于地租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了与地主经济相结合的历史机会，进入了高度分散、没有反抗能力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社会。旧中国直接鲸吞农业剩余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所代表的民间金融资本，以远高于地租的剥削率剥夺农民，导致农民负债甚至破产，极度影响中国传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开始于1956年，为了承接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的重工业体系生产的大型工业产品下乡，实现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中央提出在农村建立高级社。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量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城市工业化建设的原始积累。
中国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背景是因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工业对外出口订单一下子就下降，出现产业过剩危机。于是产业领源中收益下降的大型工商业企业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技术上的含金量”“延伸产业链”为由，带着政府赋予的优惠政策进人农业领域。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高潮从1998年开始，也被称为“农业产业化”，主要是城市资本下乡以产业化方式对农业做车间化的改造，在各地推进设施农业和产加销一体化。
工商业资本下乡的确促进了农业产业化，有效提升了农业的装备系数和技术贡献度，使得中国很多农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但农业产业化也造成了多重“负外部性”。
首先，农业过剩和严重浪费。据有关部门测试计算，蔬菜浪费在一半以上，中国以这么有限的资源生产出世界规模最大的农产品，却浪费了很大一部分，现在每年浪费掉的农产品达几千亿元，大大超过国家财政的种粮补贴。其次，带来了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作为农业基本资源的水资源、土壤，还有大气的大规模破坏主要发生在农业产业化阶段。越是农业现代化程度高的东部发达地区，污染越严重。土壤的污染高达40%以上，水污染也在40%以上。2011年国务院公布全国面源污染源普查，农业成为面源污染贡献度最高的行业。农业在总磷的贡献上高达67%，总氮的贡献接近60%。
根据“要素再定价”规律可知：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规范的土地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用来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需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
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农业劳动力被城市的二、三产业定价，农业企业家进入农业领域跟农民谈判，其提供的一产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被农民接受。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表明其竞争力丧失殆尽。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他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外部市场对农业要素确定的价格。
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只要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持续不断的增加的规律约束。孤注一掷地推行美国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大部分过去在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还能产生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
如今，一种原因是农业大宗产品过剩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增加银行坏账。
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领域开展的农业经营，一方面会因为与分散农户交易费用过大而难以通过谈判形成有效的契约，双方的违约成本转化为市场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数规模化农业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安全质量安全问题。正是实际上无人担责地“双重失灵”，使得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从全球化视角来看，当代全球化是在全球三大资本过剩，特别是异化于产业资本的金融资本严重超过标准的压力和挑战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过剩部分转向其他产业，特别是虚拟经济产业，带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金融危机因成功向农业进行成本转嫁而得以“软着陆”，却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依靠科学技术更快地发展农业，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由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墨西哥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育成的矮秆(半矮秆)高产水稻和小麦品种，以及利用遗传技术所育成的品种，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推广。这种以推广优良品种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改革，被称为“绿色革命”。
用“绿色革命”遗传育种技术培育出的品种，与传统的本地品种相比较，在产量上的确有压倒优势。当然也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当地的传统农作物品种，因缺乏竞争力而不断消失，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新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品种，农民不仅无法留种，有关部门配合商业化种子公司，甚至开放海外公司进入形成垄断，农民必须每年购买商业化的种子，终于使农民因没办法掌握控制种质资源而丧失食物主权，国家也因物种和种质基因流失海外而影响生物产业竞争中内生的国家安全问题。
而且，为维持新品种的高产，必须投入更多的化肥，用除草剂抑制杂草，用农药抑制病虫害。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带来严重的土壤污染和食物安全问题。
中国传统农业因其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是无农药、无化肥、物质循环利用的有机生态的无废弃物农业。新中国成立后，虽逐步建立了一批化肥生产线，但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化肥和农药的产量和使用量并不高，农村依然延续着千百年来传承的有机农业生产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一些地区和产业从“低能耗、低污染”的传统有机生产方式部分转向“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农业，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慢慢的变成了六大要素。生物化、化学化、石油化和机械化在技术领域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颠覆性的改造。
20世纪50年代，中国每公顷土地施用化肥仅8斤多。2015年，中国每公顷施用化肥868斤。60年间每公顷土地化肥施用量增长了108倍多。2015年，中国化肥施用总量超过5900万吨，接近世界施用总量的1/3，但有效利用率仅为40%，其余的则变成了污染源。
1990年，中国农药施用总量为70万吨，到2005年中国农药的积累用量已达400多万吨，使用量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中国农药施用量已达到了170万吨，其中除草剂用量约70万吨。但据有关部门测试计算，线%的农药在喷洒过程中被喷到了地上或者飞到空中，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
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导致土地板结、地力下降、土壤中重金属超标，农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口感一下子就下降。各种食品添加剂、动植物生长激素被滥用，最终进入人体，威胁人体健康。这给农产品安全、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带来严重的影响。
同时，农药、化肥等农资价格每年都在上涨，大幅度的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影响了农业和农民收益。
1951年，日本开始用塑料薄膜取代油纸，并在农业上应用塑料薄膜技术。1976年，日本地面用塑料薄膜覆盖面积达20万公顷以上。地膜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引发了人类农业生产史上以大幅度增产为目的的“白色革命”。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部分地区曾利用废旧普通农膜对蔬菜、棉花等作物进行小面积栽培试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经济、技术原因未能得到推广。1978年通过农牧渔业部从日本引进地膜技术，地膜用于农业生产并在中国迅速推广。
土地覆盖农膜后，由于改善了土壤温度、湿度，生长季节能延续，产量可提升20%～50%，甚至可使个别作物产量翻倍。
然而，单纯追求增产而在全国全面推广地膜，却忽视地膜的及时回收和处理，也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白色污染”问题。目前，中国每年使用的塑料薄膜大概为240万吨，但每年回收的不到140万吨，约有100万吨以上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造成土壤板结，通透性差，地力下降，严重影响了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据统计，覆膜平均使棉花增产16%，而覆膜20年的棉田残膜可使棉花减产12%，增产部分几乎与残膜危害和地膜成本相抵消。
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机械化。使用机械化，需要打掉田埂，需要追求规模经营。但中国70%以上是山区、高原，客观上并不具备大规模机械化经营的条件，即使具备条件，也因种植单一作物，缺少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防治，需要用更多的农药化肥，这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也客观性地导致农业内生性的不可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其本质是农业不断资本深化的过程，不管是高科技的使用，还是农药化肥、机械化的投入，都需要资本的不断追加，使得中国传统农业向“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工业化农业演化。
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农村是有效化解经济危机的缓冲带，中国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农业因其与自然资源要素天然共生的属性，决定了其发展内涵性地对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具有多重“正外部性”，并且是无法计量的，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业具有“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属性，农村具有“共存、共生、共享”的三共特征。由此，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兼顾农民的生计、农村的就业和ECO的可持续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对过去几十年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做出了方向性调整。因此，调整中国农业的发展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回归，乃是践行生态文明语境下的题中之义，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延续乡土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语境下中国农业怎么样发展？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针对过去几十年国家工业化、地方政府工业化，以及全球化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制度性和技术性改造带来的产业化局面，在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对中国农业做可持续发展回归：其一是推进“生产、购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其二是借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推广种养结合、立体循环农业。以此为基础，发展具有文化、教育、康养等内涵的三产化农业，对山水田林湖草等自然资源做整全立体开发。
国家层应该反思一下，这些年乱盖房子，乱使用化学农药，转基因，破坏环境的发展的后果
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人类只能回到原始社会，重新造人，是第二次生命，重获新生
